結 語 近代初期北部臺灣史研究的再檢討
對於區區一張古地圖,居然可以寫成一本十萬字左右之書,來討論圖上的文字、符號,以及相關的歷史。或許有人會懷疑,本書採取類似訓詁的老式寫法,逐條詳加考釋,各條多者數千餘字,少者百字;所牽涉之問題又廣泛駁雜,缺乏章節架構與Theme,如此是否可稱為學術性的專題論文(Monograph)?另一方面,考訂文字充斥、缺少敘述與故事性文體的本書,對一般鄉土史愛好者來說,可能是望之卻步或難以卒讀的作品。那麼,這樣的研究書籍,對學院內外的臺灣史研究有無意義,有無貢獻?
在本書即將結束之際,我就針對上述相關問題做總結的回答。事實上,我與一般歷史研究者一樣,相當鍾情於「學術性」的歷史解釋與理論建構。然而,不少人應該都會有這樣的經驗:就是越深入、越長期研究,往往會發現所依據的既存「歷史敘述」或「歷史事實」問題叢生,因而迫使我們不得不暫置專題研究,重新檢閱史料,甚至回過頭來反省目前臺灣史的研究,是否存在研究者所忽略的關鍵問題。引用錯誤因襲的歷史「事實」或「敘述」,所建構出來的理論與解釋,畢竟是根基脆弱的建築。
本書的前言,便舉出一些臺灣近代初期史中,有關名詞翻譯、番社比定與文獻轉抄等,影響到歷史解釋與建構的關鍵例子。我因此而回頭強調外文檔案、文獻翻譯的本土化、漢籍文獻的再考訂,以及不分統治朝代的長期綜合研究,是必須馬上面對的課題。而且,這些紙上作業,未必就是安樂椅、冷氣房的舒適工作。研究者反省「歷史研究的歷史(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並提出因應之道,本身就有學術史的意義。
第一至第六章中,我以上述的研究意識,深入運用一般研究者大部份使用過的中外文獻,逐號解讀、考訂與復原古圖上的六十一條地名:結果,每一條都有一或一個以上的訂正或「新發現」。我相信,這些成果對鄉土史研究者而言,肯定是有新的貢獻。進而,如果把散佈各條的訂正或新發現稍加彙整,則對當前臺灣近代初期史,特別是北部臺灣的整體歷史解釋,似會造成相當程度的搖撼。底下,我分成三方面來做總結。
一、發現與修正北臺的早期歷史
(一)在完成冗長的豆飣考證後,老實說,我個人難掩「研究 = 發現」的一絲喜悅,也多少體會到「破案」的快樂。歷史研究者除了以臧否歷史人物、事件,乃至是以理論、解釋為研究主旨外,原來也可以像自然科學家那樣,在實驗室(= 文獻資料)中發現新東西。當然,本書所謂的新發現,說成「發現」,難免有歷史研究者自誇之嫌。事實與史料本來就存在,只是史家視而不見。所以,應該說是既存的史料,透過我的媒介而再現事實於世。
本書所再呈現的早期北臺歷史事實中,有向來為學者所存疑甚至是否定的民間傳說,諸如:荷蘭人曾在臺北平原劍潭一帶活動、松山地區在明鄭時代前後已有漢人前來開墾;基隆和平島的福州街,以及基隆市的荷蘭砲臺(即白米甕砲臺,其實是西班牙人所築)等等。本書除發現西班牙人在基隆、淡水所興築的五座城砦及防禦工事的名稱與地點外,更確定西、荷文獻中頻繁出現的金包里(Quimaury)番社與漢人市區,其地點不是在基隆市的大沙灣與八尺門,而是在基隆市最老的市區,即仁愛區之內。
這些歷史事實的再出土,尤其是臺北市劍潭與松山區,在西、荷以及明鄭時期已經有外來民族到當地活動與開墾的事實,使目前有關臺北平原開發的¡論述出現嚴重問題(並見下文)。連帶的,我們甚至發現所謂「清康熙臺北大湖」的「歷史事實」,竟然是誤讀文獻的天方奇譚。我們亦發現:清初陳賴章墾號開墾「大加臘」一地,原來有特定的範圍,卻被研究者一誤再誤,誤為泛指大部份的臺北平原,許多奇怪的歷史解釋竟因此而滋生。
(二)其次,本書不管在正文或註解中,都修正了不少有關北臺歷史的錯誤之處,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逐條細讀。這裡,我只列舉關於大臺北番社地點的比定修正部份:
荷 蘭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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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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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考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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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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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pa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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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仔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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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鎮基隆河南岸,後遷至北岸鄉長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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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鄉長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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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ta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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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搭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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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社位於基隆河南岸,遷移至北岸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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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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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assa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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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少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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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士林社仔附近,後移住三角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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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埔至社仔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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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so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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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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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區舊里族,後遷居新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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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居新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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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nono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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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𠯿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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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新莊,後遷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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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就住在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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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jry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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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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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園東園加蚋仔,後遷永和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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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未遷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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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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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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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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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就住在永和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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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b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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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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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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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今板橋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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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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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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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鄉,或三峽鎮挖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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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今新莊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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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k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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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獨龜崙社(大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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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竹圍及其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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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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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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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鎮長庚里(庄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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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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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ggil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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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雞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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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柔、圭柔,淡水街圭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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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淡水、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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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mo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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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包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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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誤作臺北縣的金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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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是仁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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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究底,「平埔族」原住民被迫遷徙之論,主要是由百年前的日本學者伊能嘉矩所奠立。伊能氏同情弱小民族,與千里涉險調查之壯舉,固然令人深表敬佩,但他當時所處的研究環境並非十分良好,如本書所檢證,其調查不完備或矛盾之處甚多。可惜,伊能氏所犯的錯誤,一直被沿襲至今。若今後研究北臺番漢交涉史者,未進一步解決本書所提出來的「番社大部分未變動」之事實,我不免要戲謔結論:北臺的漢化原住民,其實大部份並非被漢人移民,而是遭到後來研究者的驅趕,在論文紙上漂泊流浪。總之,上述的修訂成果,至少已影響到目前流行的族群關係史論述。
二、歷史的斷裂與連續
前節提到本書已經證明臺北松山區、基隆市的仁愛區老街,以及淡水鎮的油車口,在西班牙、荷蘭,與明鄭時代,多少已發展出小型的漢人聚落或市街。接下來的問題便是:隨著西、荷與明鄭統治者遭驅逐後,前述的漢人居民是否也跟著廢村被迫離開,使北臺的漢人歷史發展宣告中斷二、三十年(約一六八○至一七○○年前後),而得等到清代的十八世紀初期以後,才有漢人重回原地再建聚落與市街?
事實上,這也是歷史研究的老問題,即:歷史的斷裂與連續。就目前所知的北臺歷史之例來看,改朝換代的政治斷裂,彷彿造成北臺社會史重新歸零。因為不只清代官方的紀錄說「偽鄭在臺,民人往來至半線(彰化)而止。自歸版圖後,澹(淡)水等處,亦從無人蹤」,目前的「臺灣開發史」論述,亦多說漢人移民的「開發」,是由南向北漸次發展。要言之,儘管在近代初期史中,北部的淡水、雞籠,與臺南一樣,幾乎是同時起步,卻由於北部臺灣「歷史」的不連續,致使她的發展晚了一大截。
然而,有意思的是,「開發史」論述卻又提到北臺地區在明鄭時代或以前有零星開發的現象,而未進一步交代前後是否有連續的關係。另一方面,荷文史料顯示,儘管西、荷與明鄭政權交互嬗替,雞籠一帶的漢人仍然持續住在那裡。清代方志所載康熙五十一(一七一二)年鳩眾建立關渡馬祖廟的大雞籠通事賴科,另據史料,他在三十四(一六九五)年前後,就已在雞籠、宜蘭與花蓮,甚至臺東活動。日治時代的土地調查亦推定:關渡、嘎嘮別及唭里岸一帶,在一六八五年前後,由林、王等人所開墾,而比他們先到從事耕種的流民,不得不歸於其勢力之下。凡此,則又顯示北臺的歷史,在清代方志記錄之外持續地發展著,北臺歷史並沒有斷裂。
北臺歷史究竟是斷裂或連續?本書在前言一開頭便力主長期性的關連對照,繼之在各章中主張再解讀清代方志。吾人若進一步細讀清代初期的《諸羅縣志》,可發現它關於北臺發展情況的記載主軸,是:康熙二十三至三十五(一六八四─九六)年間,清軍的北路防線僅至半線、牛罵而止,「其時崩山、後杄、中港、竹塹、南崁各港,商賈舟楫未通」。四十三(一七○四)年,諸羅設治,「是時,流移開墾之眾,已漸過斗六門以北矣」。五○(一七一一)年,調佳里興分防千總移駐淡水,「即淡水一汛於今五年(引者按:約在一七一六年左右),視向者初戌之日,亦大有間矣」。據此,可見方志是站在政治、軍事防衛的觀點所記,強調與誇張軍隊防戌與設置行政據點,會造成「荒無人煙」的邊疆地區繁榮起來,而不論當地是否真的荒無人煙。
綜上所論,復加上本書研究跡象所示,今後北臺的研究,必須加強連續一面的考察。本節結束之際,我再舉兩例,以證臺灣歷史的連續性一直存在,而為研究者忽視的事實。
(一)大臺北古地圖的重點之一,在於表現交通要道。本圖所表現的三條要道,其實就是清康熙五十六(一七一七)年左右,福建巡撫陳璸「淡水各社紀程」所記的從淡水港口往各地的三交通幹線,即:一,淡水港水路 = 新店溪、大漢溪;二,北港水路 = 基隆河線;三,跳石 = 東北海岸線。此外,清初郁永河的由臺南走陸路到臺北採硫所走的路線,其實在荷蘭文獻中,已經有這條南北陸路的里程資料。路,是長期連續走出來的。
(二)有關南投竹山的林冀埔與水沙連一帶,目前的史料云:相傳有明鄭兵將林冀在此開墾。入清之際(康熙二十三年),鄭氏餘黨陳辛竄入水沙連,結三十六社番眾倡亂;方志又謂:「水沙連內山三十八社,控弦數千;康熙二十四年秋,土官奉調入郡,一去而不可問」。據此,似乎南投山區一帶是明鄭時代才有漢人入殖,原住民亦從當時開始與外界接觸。但荷蘭檔案顯示,明鄭之前已有漢人在水沙連一帶活動。清初的水沙連史事,並非中途迸出。
三、複眼觀點下的北臺近代初期史
本書在考訂地名時,發現北臺的舊地名中,有起源南島語(如「暖暖」、「峰仔峙」等);西班牙語(如「野柳」、「龜霧」等);荷蘭語(如「富貴角」),以及福佬語(如「淡水Tamsuy」、「Senar = 樹林」)。北臺地名的多語系起源,實為臺灣其他地區所罕見,這又讓我們不得不再反省另一個現在的研究方向。近年來,學術界試圖擺脫漢人中心史觀,而盡量以原住民的角度重看臺灣史。我不否定這個方向,但想強調「複眼觀點」。
換句話說,舊地名已反映出在近代初期中,北臺除原住民外,外來民族亦頻繁來此活動的事實。漢人自不消說,甚至有日本人、西班牙人與原住民婦女結婚而居留北臺。在這樣的多族群互動下,如單純以原住民或漢人的視野,恐怕看不出當時北臺的國際交流性格。與臺南相較,臺北不是近代初期的統治行政中心,亦非歷史文獻的聚光點。但有意思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先後到過北臺,這點卻是臺南所無的國際經驗。我們甚至可以說,臺北的國際都市性格,其實胚胎於近代初期。
因此,用國際的複眼觀點來看北臺,將可以解釋何以此地區的原住民殘存外來語語彙,有受菲律賓影響的現象;也可以解釋為何北臺地區散佈著福州人的後代。進而,在研究北臺舊地名時,我們會與臺灣的鄰近地區比較,不再執著於用已成死語的「平埔族語」來牽強附會(死無對證)。又如本書所示,Pantao番社的頭目在當時自稱是西班牙人之子;日治時期,許多番人傳說祖先來自東洋,是日本人的後裔,或來自唐山(中國)的山西(Soansai)。當然,我們不是逕自相信傳說為真,而是想指出,若以國際複眼觀點來看,北臺原住民在近代初期以來,與外界存有微妙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最後,容我以一段話作為本書的結束語:傳統史學的小考證,常被譏為見樹不見林,缺乏宏觀。但由本書的實踐,證明小考證卻有大功用,可以見微知大。北臺歷史之大,之五彩繽紛,卻往往為主張宏觀者所視而不見。顯然宏觀與微觀之間並非截然對立,但研究步驟上應有先後。我相信,透過本書正文與註解的繁瑣考訂後,往後的大臺北歷史研究應會更紮實、更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