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冊緣起
    

  此書是繼台灣史料編纂計劃(1895?1988)終戰篇四冊之後新的成果。1988年年中,國策中心尚在籌備期間,當時文化組召集人鄭欽仁教授主持的組內會議中,李永熾教授提議進行台灣史料編纂工作,作為台灣研究的基礎,獲與會人士的贊同。
          至1988年年底,國策中心有關負責人表示,願意分期支持這個計劃。從1989年1月開始,便由李永熾教授擔任主持人,而由我擔任協同主持人,逐步推動。整個計劃最後希望以類似日本明治《復古記》、《維新史料綱要》的方式呈現。採用編年方式,以年繫月,以月繫日,按照時序、事件性質,原件登錄,並提出綱要。而在出版《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四冊以後,由於人事變動,個人離開國策中心到學校任教,整個歷史年表的編纂、出版工作,遂暫告中輟。直到前年國策中心黃輝珍執行長決定以對外委託計劃的方式,接續過去的歷史年表編纂工作,才使台灣史料編纂工作有了新的開始,本書即是新的歷史年表第一期計劃整理的成果。至於本書時間斷限從1989年到1994年,乃接繼《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 而來,到計劃提出的時間為止。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台灣政治、社會出現了戰後空前的自由化現象,人民的基本人權在「非常」法制漸次終結之後,有了更高的保障,新聞媒體發展雖然未能達到完全理想的境界,卻較過去蓬勃、多元許多。政治方面則中華民國憲法體制在脫離臨時條款及「非常」法制的束縛,進入新的時代。雖然修憲、制憲之爭仍未解決,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亦未完全釐清,但是透過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選舉,政治的開放與多元的趨勢十分明顯,台灣自由化的成果已然展現。然而,在此之時,產業升級進程的延遲,對中國大陸經濟倚賴度的提高,則是經濟層面值得注意的事項。過去沈潛的「黑金」問題,以及長久的不當管制與地方派系造成地方社會、金融的危機,也有逐漸浮出檯面的樣態。整體而言,台灣較前活潑自由,而轉型則尚未完成。
         本書要特別感謝整個編輯小組的辛勞,特別是在同仁紛紛取得學位之後,仍願意投身於此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本書初稿完成後,由吳鯤魯、龔宜君、陸啟超做增刪、排比、分類的工作。而後,以他們的意見為藍本,我做了一些修正與增刪,再由李永熾教授校閱後定稿。當然,由於人員的更動,本書與終戰篇四冊的風貌也稍有不同。
       整體而言,這本書的完成,必須要感謝張榮發基金會張董事長及各董事暨國策中心田弘茂主任的支持。特別是在台灣史料編纂計劃停止四年之後,黃輝珍執行長的大力推動,林志鵬先生的協助是催生本書的一大助力。而陳雪琴、何依萍小姐負責電腦輸入及周夢如、尤淑芬、賴曉芬不厭其煩地核對原稿,都是應該道謝的。雖然本計劃在人力、物力上得到國策中心相當的支持,但是,疏漏之處仍在所難免。因此,本書的出版仍只是初稿的性質,希望學者、專家能不吝指正,更希望能藉著這本書收到拋磚引玉之功。

 薛化元  1996.10.11  於中和

原張序
       

  四十年來的經濟發展,使我國呈現一片民生富庶之繁榮景象,然而,快速經濟成長亦使我國經濟結構產生急遽變化,不僅凸顯了既有之社會問題,亦衍生無數矛盾現象。尤其,近年來國內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及國際化之呼聲日高,對整個社會之基本價值漸生歧異,社會共識亦日漸褪失。
       在面臨政治體制、社會秩序醞釀調整之際,政府倘無法正確把握改革方向,將使我國均衡社會發展之機會逐漸喪失,四十年來國人努力發展之經濟成果亦難以維持。
         進一步言,未來我國能否於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並擁有高品質的精神與物質生活,端繫於國人是否能儘速建立眾所認同之現代社會倫理,以及社會各階層人士能否對國家發展方向,及社會上重大問題的解決之道產生基本共識。
       過去國家或社會如有重大問題發生,向由政府機關負責研究與提出對策,然而,今日社會日趨多元化,各種問題繁雜交錯,實非行政機關所能獨立處理。
      一個短視又受制於利害關係而未經深思熟慮的政策決定,將可能使人民和國家同時付出無可彌補的代價。因此,獨立、客觀又周延的政策研究,是現代國家所不可或缺的。
       由於國內知識份子的人力資源極為有限,我們認為應投注更多的知識資源來灌溉自己的家園,扭轉過去「勤耕他人莊稼,卻任自家田園荒蕪」的不正常現象。
          為此,「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結合國內外的學者專家,針對國內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系列研究。為兼具政策主張的理想性與實用性,不僅在研究過程中多方徵詢實務界及理論界的意見,更將研究結果提供各界批評討論,「智庫叢書」就是匯集各方智慧孕育而成的最後成果。
      「智庫叢書」把國家迫切的問題和其解決方案,提供給國人參考。我們期望能建立更高的共識,減少摸索的成本,以期我國更有自信的挺立於國際舞台,並為人類文明奮鬥史創立一新典範。

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執行長 
     張瑞猛

原李序
       

  歷史是一個地域中所有人精神與物質生活的總體過程。了解這個總體過程,可以讓生活其中的人產生靈犀相通的「共感」,而醞釀出相互關聯的一體感。這樣,對生活其間的土地才會有所關愛,能夠珍惜,因而創造出適合生活者的文化,進而孕發出命運與共的共同意識。從歷史觀點而言,這種共同意識可以稱之為歷史意識。然而,無可諱言,當代的世界已進入資訊時代,資訊這種柔性的溝通體有其自我組織能力,不易受封閉體制拘束,而在暗默中形成世界性的交通網路,非任何體制所能囿限,因此常具有突破現狀的能力。
          在資訊網路無遠弗屆的狀況下,一個地域常會面臨兩種局面。其一是這個地域如果具有開放的柔性的共同主體意識,則易與其他地域產生互為主體的關係網。也就是說,不喪失意識自我,而與其他地域進行平等互惠的來往與對話;其二是,如果這個地域缺乏主體的歷史意識,則易自我流失,而沉沒在追逐外在假象的潮流中,甚至為這潮流所席捲而不自知,在資訊時代更是如此。
       終戰後四十五年來,台灣幾乎只有中國史,而無台灣史,中國史也都站在統治階層的立場詮釋事件,所以但見統治者的豐功偉業,很少看到生活者的勤儉奮鬥。在這情況下,生活者只是統治者的附庸,根本缺乏主體性與自主性。事實上,台灣的生活者更在雙重的「無我」中生活,因為只是為表彰統治者的成就而存在,自己的生活歷程反而在統治者有意的壓制下流失殆盡。所以,生活在台灣的人幾乎沒有自己的歷史,更遑論自己的心靈了。
         無可否認,四十五年來,由於台灣人民的勤儉與奮鬥,台灣在經濟上創出了一片新天地,在政治上也正邁向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前景,但是在支撐經濟力與政治力的文化上似乎乏善可陳,甚至何謂台灣文化,也都茫然無所知。至於台灣人民如何「走過從前」,生活在台灣的人,所知者可能至為有限,所以有人說:「我們對西方與中國的史實可以如數家珍,對台灣史卻茫然一片。」此語確有某種程度的真實性。所謂「某種程度」,是指對中國史(尤其中國現代史)的了解,充其量也只在數統治者的家珍,而非生活者的發展歷程;同樣的,台灣終戰以來四十五年史也只有中國統治史,而無台灣人民的生活史。台灣人民生活史的建立,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了。
         台灣四十五年的生活史縱然茫無所知,但一九八○年代台灣人民創出的經濟力則是眾所矚目的現象;由此確立了台灣人民的信心,導生出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要求。自由化意謂脫離統治中心,民主化意指台灣生活者的自我肯定與自主性。兩者相輔相成,而建構出對本土歷史的重視。近年來,民間對台灣史的研究已日益高揚,大學機構也逐漸重視,可說是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具體表現。
       從歷史學的觀點而論,大凡新創的國家必對其歷史有新的詮釋,而其詮釋又須站在堅固的史料基礎上。中國歷代王朝新建時,都曾積極收集前朝史料,而從新的觀點加以詮釋。日本明治維新後,僅僅四年,就依編年體的方式,從「王政復古」的觀點完成《 復古記》。中國歷代王朝從新王朝的觀點詮釋前一朝代的歷史;日本明治政府則依官方的意識型態詮釋明治維新的過程。國策中心「台灣史料編纂小組」當然沒有新王朝為背景,也沒有官方意識型態,完全站在民間立場,依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觀點編纂台灣史料。在史料收集過程中,我們期望能將官方與民間的資料編組在一起,以呈現官民間的互動關係,更希望在這互動中呈現出台灣人民的生活狀況。
         從日本殖民時代到一九九○,已將近百年。在這一百年中,官方和民間幾乎都未有系統地整理過台灣史料。而今要從事此一工作,可謂工程浩大;不得已乃從年表的編寫著手。而四十五年來台灣的發展更是生活在台灣的人所關懷的,所以「史料編纂小組」先著力於四十五年來的台灣史年表,再回頭去編寫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史年表。當然,如果可能,「史料編纂小組」更希望能完成一八九五年以來的台灣史料編纂工作。
       但即使只是台灣史年表的編寫,也需龐大的財力與人力。張榮發基金會能積極支持這項不易立竿見影的工作,投下大筆財力,我僅代表「台灣史料編纂小組」致最大的謝意。薛化元先生率領「台灣史料編纂小組」成員孜孜不倦傾全力完成此項工作,居功厥偉。此外,所有關心此項工作的人士直接間接的支援,我們都非常感謝。我們更希望台灣人民能不斷鞭策,或提供資料,或糾正謬誤,讓此一工作更趨完美。

 李永熾  1990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