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鄉鎮之研究
富田芳郎

一、 緒言

作者渡航臺灣,時在1931年,已是好久以前的事。那是我初次與臺灣見面,曾意外地得到一個深刻的初次印象:臺灣依然遺留著濃厚的中國風味!當時在中國,到處洶湧著抗日思想,欲對中國從事地理學方面的調查或研究,正處在一個困難的時代;因此對於遺留在臺灣中國式的事物,特別是對村落或市鎮的研究,一方面既有助於研究中國的工作,他方面,因為臺灣所有中國式的村落或鄉村都市,年年在改變面目,若不即時加以調查,則將來對於日據後轉變期間臺灣鄉鎮的情形,即將有無由知曉之虞。臺灣的都市幾乎全已近代化,昔日的面目已消失殆盡,關於這些,可惜前人未曾留下詳盡的調查成果,我們深已當時那些地理學者的怠忽為憾,而到了業已失去時機的今日,祇好徒喚奈何了!因此我想至少不要放過了鄉鎮,而來著手這一項工作;我不顧時間和資力上的缺乏,祇憑著興趣和好奇心,獨力達到了一個階段。這原是永無止境的工作,因此本篇的用意,祇是且先在此記述一個概略而已。

二、 臺灣的村落

﹝一﹞ 村落的形態

村落是人類集居的最小單位;村落學上說:「村」即是「群」 ,「落」即是「居住」,「村落」乃指成群的住家,祇要是有幾所住宅集合在一起的,就叫「村落」。然而鄉村裡的住宅,往往不一定是群集在一起的。也有是一所一所互相隔離而散在著的。所謂村,一般就是指的農村;在農業上,田地就是工作的地方,因此農民的居處與這田地是不能完全分離的。這就是說一個農家,如果他們所耕種的田地是在家宅的周圍,則就非常便於經營;而要使農家周圍的耕地成為自家所有或是自家所耕作的,則那些農家就勢非一所所分散不可。一方面也因為如果有別人來耕作這些周圍的田地,在這農家認為是一種奇恥大辱,同時也由於其他種種原因,使得這種農家的散在性,並不是一時的現象,而延續得相當的長久。可是以一個相當廣大的範圍來說,因為包括著許許多多散在著的人家,所以也稱之為村落。因此所謂村落,就住宅的配置上說來,可以大別為集村﹝集居型﹞與散村﹝散居型﹞兩類。前者是數十數百所密集在一起,後者則是每一處耕地中分怖著一所或者數所。在德國,集村稱為Drof,散村稱為Hof,他們把村落的形態判然分別出來,乃是自古著名的事實。尤其是,在這兩者之間的一種形態,也有稱之為小村﹝德國稱為Weiler,英國稱為Hamlet,法國稱為Hameau﹞而以示區別的。

農村間這種家宅的集散狀態,就農村的經濟生活或社會生活說來都有重大的意義,因此論到這兩種形態的孰長孰短,就會因各個地方情形的不同而產生種種不同的見解。然則,何以甲地產生了集村,而乙地卻又相反產生了散村呢?先決問題應該是探究出其中的原因。是因為自然的條件嗎?是出於人為的計劃所安排的嗎?是因為農業經營的方式不同嗎?是由於民族性的傳統乃至社會性的不同嗎?我們得從種種不同的觀點去加以研究。關於德國之有hof與drof,從古以來曾有許多人研究過,一說是:村落形態的不同是由於民族性的差異,日耳曼﹝German﹞族有drof的傳統,基爾特﹝Kelt﹞族則有hof的傳統。這一種說法也尚有問題。在意大利,北部多散村,南部多集村,法國和巴爾幹半島,也有這種區別,關於這些,萬國地理學會議也曾作為共同研究的題目而提出過。日本國內的農村,大半都是集村,幕末以來所開發的所謂某某新田的農村裡,偶然有些散村。然而富山鄉的礪波平原,卻有著標準式的散村,小川琢治博士曾稱之為孤立莊宅﹝Einzelhof﹞,也有人說這是1,200年前實行班田制時代所產生而遺留下來的,也有人說這是莊宅園林亦即以原始方法開發森林的遺跡,也有人說這是根據加賀藩農田制度所產生的形態,研究們對此所說不一。

﹝二﹞ 臺灣村落的兩種形態

通觀臺灣的村落,北部的大抵都屬小型,祇有單獨一家的也不在少數;南部的村落則與此相反,大祇屬大型,數十家在一起的猶算是小,大祇都是百數十家乃至數百家成為一團一團,分佈在各處,團與團之間有廣大的田地,一家獨處一方的係屬絕無僅有,所以我們可以說臺灣的村落,北部多散村和小村,南部則多集村。

那麼村落形態殊異的南北之界是以什麼來劃分的呢?大體可以說是燭水溪。濁水溪的下流分成幾條支流,舊臺中臺南兩州,即是以其支流之一的西螺溪為界線的;依據舊陸地測量部的地圖,濁水溪的主流自官線鐵橋下掠過北斗西部而流向西北,即成麥嶼厝溪而從鹿港的西部入注海內。溪水為人民利用以灌溉田地,水量極少,但是主流的河身,卻成了兩種村落形態的界線。從南部起直到這主流的邊界為止,都有集村毗連著,而在北岸,從員林平原至大肚溪之間,亦即連結員林、鹿港與彰化之間的平原上,恰恰有著可說是集村與散村的中間形態的連村,或者是Marting所說的單路村﹝Einwegedrof﹞,而彰化、鹿港以北的臺中盆地、梧棲、大甲、苗栗、竹南、新竹一帶的平原,以及桃園高地、臺北盆地、宜蘭平原等地,便是散村和小村。看了陸地測量部五萬分之一的地圖,就很明瞭。

﹝三﹞ 臺灣村落形態的成因

何以臺灣村落的形態,南部與北部有如此不同呢?我以為這有著種種的原因;其中也有絕端相反的原因,同時也還不止一個,而有著幾個積極的原因,在村落的形態上反映出顯著的對照。且將主要的原因列舉於下。

﹝1﹞ 生活上所必需之水的關係

水僅次要於空氣,是生活上根本的必需品;北部因為沒有顯著的乾旱季節,生活上必需的水隨處可以取得,所以水對於住處的關係比較少;南部則以冬季為中心,每年幾乎有半年是顯著的乾旱日子,往往連飲水都缺乏;尤其是南部的平原地帶,地形上多高燥的地方,因此水利更加不佳,不能夠隨處找居住的地方,於是人們就自然而然地,不得不集合在水源方便的地方,或是合力掘了深井的地方來生活。這種情形,使臺灣的村落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形態,這是我們首先應該想到的。就是說日本也好,別國也好,水是與村落的形態有關係的。即是臺灣北部,那些水利不佳的高地上,也往往見有小型的集村﹝例如大肚高地﹞。

﹝2﹞原始景象

未經開拓的原始狀態,我們稱之為原始景象;這種原始景象推測起來,臺灣的北部與南部該有相當顯著的不同。北部的一些平原,大半都很低濕,白晝也是暗沉沉的森林;而南部的平原則比較高燥,乾季苦旱,因此從前想必多草原和散樹草原那樣的所謂草埔地方。在這樣不同的原始景象中所開拓而形成的村落,其形態也隨之不同,這該是自然的傾向;德國的地理學者R. Gradmann﹝註﹞,曾下一般的說明謂:「森林地帶產生小型的聚落,而開放的草原似的地帶,則產生大型的村落,」論到臺灣原始景象與村落形態的關係,這個說明似亦甚為確當。﹝註R. Gradmann : Sveddeutschland 1, 1931 122頁﹞。

﹝3﹞先住民與移民村落形態的關係

臺灣的先住民,即現今的高砂族;在漢人移居島上以前,西部的平原已廣佈著高砂族的平埔族;在1720年左右﹝康熙末年﹞所記載的「臺海使槎錄」卷八「番族雜記」的「土番」項以及「臺灣歸化土番」項中,都有「以數十或百數十戶為一社,環以竹籬」等等的記載,即可證明這一點。這裡最主要的一點,固然可以想見南部臺灣平埔族的村落景象,同時也可以想見:漢族移住來此從事開墾的時候,不單因為缺乏水源或困於原始景象,乃是因為他們來到先住民平埔族所形成的集村中間,為了對抗起見,散居既屬危險,就必然形成集村。後來漢族的勢力逐漸膨脹,於是兩族之間屢次發生互相傾軋的事件,因此,雙方為了自衛,也愈益鞏固了集村的形態;然而,另一方面,兩族和平相處在一個集村裡的,也不在少數。由於漢族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壓力占有優勢,平埔族也有一部分同化了,但大部分卻被擠到了山上。而平埔族村落的原址,也給漢族留下了村落的基礎,因此漢族在那裡形成集村乃是常例。灣裡社的善化和麻荳社的麻豆,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這樣的村落,我稱之為漢蕃交代村落。斗六古坑庄一個名為新庄的部落,是百數十戶的小集村,那裡有兩口深達15公尺左右的深井,供應著全村的飲料水;據傳這是蕃人所掘的井,因此我們可以確定:這裡原是戶數與現今傍這兩口深井為生的人口相差不多之蕃人部落;即今在戶籍上,也還殘留著幾戶高砂族的人家。這也是一個很顯然的漢蕃交代部落;凡是以井為中心而發生的部落交代,井水便成了雙方部落間的媒介物。這亦即是﹝1﹞項所述部落形成與生活上必需之水的關係之一例。

漢族之來北部開墾,比南部遲得多多;但當時大部分地方,似乎還是所謂原始林,先住民的人口稀少,大的部落寥寥可數,恰恰如今日的新幾內亞,海岸地帶和河岸地帶,祇有小小的部落點點星散著。因此在北部平原,與南部不同,移住的漢族並不需要以集居來對抗先住民。並且當時漢族已佔了優勢,加之下面一項所要說的所謂大租戶開墾的開墾組織,相反地驅使移迷採取了散居制,於是奠定了今日散村形態的基礎。若在先住民的勢力相當強大的期間移住進來,則移民為對抗起見,往往集居在一起。日本本土東北一帶開拓當時的狀況也是如此。然而也有些地方,先住民的勢力雖不很強,但因為處於太原始的狀態,於是為了對抗自然的迫害﹝也包括野獸等等﹞,最初也還得集團生活;等到開墾事業有了進展,才逐漸改為散居生活。這樣的例子,試看日本北海道屯田兵村中住宅與耕地之間比率的變遷也可明白。臺灣東部的日本移民村,也因有著對亢先住民的作用,所以一直是集體的形態﹝註﹞。

﹝註﹞見「地理教育」1934 2. 3. 6. 7月號拙作「關於我國殖民地之村落原型」。

﹝4﹞開墾組織

臺灣南部,較之北部早為漢族所移住開墾;當時的開墾組織,採取形成集村的方式,荷領時代的王田組織,鄭氏時代的官佃組織和營盤田組織,都是如此;一般農民作為政府或官吏的租戶被招募過來,都是沒有資財的貧農。他們大半都是互相集合同宗或是同鄉中關係親密的朋友共居一處,無論是日常生活上,或是農業經營上,都是有無相通守望相助,且得共同開墾的便利,有些地方簡直使人覺得那是一種村落共產體﹝Village Community﹞的組織。在南部,為了對抗勢力特別強大的先住民而必須採取集居形態,已如前面一項所述;而南部的許多營盤田的組織,可說乃是一種最標準的集居形態。這也是形成今日南部一般集村的一個要因。

北部的開闢較南部為遲,其開墾組織也與南部不同。那是所謂大租戶開墾;資財雄厚者或是此等人所合夥的組織,從政府或是蕃社獲得了廣大未開墾土地的開墾權,由南部或是大陸上招募許多佃農,將那些未經開墾的土地劃分成許多區,每區有十餘甲或數甲的土地,各設一個佃寮給佃農居住,出資叫他們從事開墾。此等散在各區的佃寮,多數成了今日北部所見的散村基礎。雖然先住民高砂族較南部稀少,威脅和迫害以及互相傾軋的情事都比較少,但是依然需要對先住民的防禦和對盜匪之類的警備,所以那些墾首亦即大租戶,就自雇隘丁、墾丁,設立隘寮之類來配合這種需要。在山麓地帶,這種戒備尤屬必要,因此一般佃農的住家也就形成了小集村;其他一帶平地,因為不大有亂子,大抵還是散居的狀態。宜蘭一帶的平地,則採取著異於大租戶開墾的組織,開墾當初,山麓地帶形成了自頭圍至五圍的防禦性的集村;直到治安步上正軌宜蘭平原才產生了散村。

這裡得稍稍補充幾句,把所謂「大租戶開墾」的大租戶略加說明。原來,當墾首將獲得開墾權的土地劃分給招雇來的佃農時,地積的測量非常粗略,實際的面積比名義上要廣大得多,一個佃農所分配到的土地,甚至有多至十幾甲的,開墾到後來,因為佃農自己一家管理不了,他就再雇其他的佃農,讓他們分居住在各自所經管的地區內而分擔著農作。於是土地的經營實權,就脫離了墾首的掌握,轉移到墾首所招雇的佃農手上了;此等佃農像小地主一般,獲得了自己所招雇的佃農向他們繳租﹝租米﹞的權利,墾首則大抵成了所謂不在地主,僅存著從當初的佃農亦即現今的小地主取得田租的權利而已。於是田租就分成了兩部分。當初的佃農從現佃農所收得的,名為小租,而此等收得小租的當初佃農,稱為小租戶;小租戶向墾首繳納的是大租,而收取大租的墾首,則稱為大租戶。從租石方面說來,分為小租、大租兩部分;而從授受的關係上說來,則有佃農,小租戶、大租戶三層。

大規模的大租戶開墾,例如自臺北州綿互至新竹州的林本源與新竹州下的金廣福﹝福建幫和廣東幫合夥經營的﹞等等行號的老闆們所經營的,是最足稱為代表的。岸裡大社的通譯者張達京在臺中州方面開墾的臺中盆地西北部,也可以作為代表。

張達京的開墾及其開墾的組織,成了今日標準的散村的基礎;關於此點,擬就筆者調查所得,專項敘述於後。

﹝5﹞大租戶開墾與散村的形成

前面已經說過,大租戶開墾,乃是臺灣北部散村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現在再把臺中盆地的西北部豐原群神岡庄和大稚庄之由岸裡大社的通譯者張達京為墾首所經營的大租戶開墾及其如何形成散村的事實,根據調查的結果,稍加詳述。

張達京在臺中盆地西北部的開墾,時在1723─34年﹝雍正年間﹞;當時墾首將土地分配給當初的佃農之土地劃分情形,雖在二百餘年後的今日,那一大片相當廣大的範圍依然歷歷在目,這是難得的例子。那裡各地區的邊界,都植有防風樹列,在防風樹列的兩邊,都開掘有引水溝與排水溝,至今依然存在,因此很可明白當時土地劃分的方法。這裡的原始情形,依據「上楓樹腳」之類的地名,既可想見是一片以楓樹為主的森林,而一株據說是原始林時代遺留下來的古楓樹,現今被當作古木而保存在神岡庄大社的部落內,也可說明這一點。墾首張達京首先將這原始森林加以砍伐,然後為了給佃農們割分耕地,同時也為了乾拓濕地並供水給耕地,就開掘了排水溝和引水溝。並且造林以防止水路堤岸的崩塌。那些樹列並不是砍剩下來的原始林樹木,大部分是移植來的刺竹與相思樹。那些樹列不但至今依然顯示著當時的土地劃分情形,而且也兼充了防風林。樹列中的樹木,雖然並沒有像是經過了一、二百年的古木,而是後來更新了的,但是由這樹列所顯示的土地劃分情形,據說大體上還是當時的光景。各地區的面積大小不一,可是各區的地形,大體都是自西北而至東南或是東西兩端長長的冊頁形的地形,互相平行而相當整齊地配列著。各區面積的大小,不但是各佃農﹝即後來的小租戶﹞向墾首繳納佃租﹝即後來的大租﹞的標準,且成為各地區的名稱,後來為佃農們相互之間長久使用著。例如:雙張、單張、八甲、十二甲、二張、三張等等,三甲六、六甲三、二甲八、頭張、四甲一、下二張等等都是;像二張和三張,有幾個地方都有這樣的名稱。我們都知道所謂一張,乃是一張犁所能犁到的地段亦即五甲的土地。當然各地區的面積並不很正確,實際比名義上要廣大得多,這一點前面也已說過,查考那些殘存的開墾契約書﹝即田契﹞也可明白。

原來在各個地區內,都配備著一所佃寮;然而這也還是地區能夠劃分以後才有的情形。在這以前,當人們對那蒼鬱的原始林著手開墾的時候,一時是無法散居的。那時他們在那開墾地內選定一個最適當的場所,構搭臨時的房舍,大家集居在一起,以此無根據,共同從事採伐或測量;即在地區分配了以後,一時也還祇是日出夜歸地到各人所擔任的地區裡去工作;直到開墾粗略完成以後,為了耕作上的便利和其他的原因,才在各地區或由墾首或由佃農自己建造佃寮,而產生了散居制。張達京所經營的開墾地,其開墾當初的根據地,是在花眉附近與上員林附近。花眉附近的部落,因為一般佃農是由雜多的姓氏集合而成,所以那部落稱為百姓街。上員林的部落則稱為庄內。二者都是那一帶的部落發祥地即在開拓完成,各自有了佃寮以後,恐怕在相當期間,依然保存著部落的狀態。

在最初的時候,雖是各地區祇安排一所佃寮,但是等到開墾告成,經營上也形成集約農業的時候,佃農一戶所經營的面積實嫌太大,於是佃農們就將各地區再加細分,各自招雇佃農,一一給以配建佃寮;佃寮雖是散在著,但是房屋的密度卻按著比例增加了。元本的佃農得了所謂小租戶的小地主地位,後來也有許多將耕作全部交卸給自己招雇來的佃農,而全賴小租以維持生活的。

﹝6﹞南部的開墾與村落形態的變遷

大租戶開墾組織中的居住形態,漸漸由集村變遷到散村;非屬大租戶開墾的南部地方居住形態,則多數與它相反,循著由散村轉向農村的路徑。臺南的曾文與新營,佃農們在各自分配得的荒地上,先作一間粗陋的臨時房舍,以此作為佃寮而各自散居著;一到開墾完成,農業經營有了發展,各佃農的資力漸能有所積蓄,於是相處較近的佃農們就互相計議,擇定了最有利的地點,建設一個企圖久住的集村部落,且築上城垣﹝當然多半是粗簡的刺竹叢﹞以為防衛;也有在部落的內外建立寺廟以求精神上的庇護的。這樣由散居而歸於集居的情形,與北部的大租戶開墾的情形恰恰相反,是很有意味的。這種居住上的變遷,當然並不限於上述的二郡,許多地方似乎都是如此。當最初散居的時候,那些佃寮的主人翁還是無產者,因此雖然單獨散居,也不曾成為土匪襲擊的對象;至於從先住民方面來的壓迫,因為當初還有廣大的荒地存在,當然也不會太厲害;在「原始景象」裡也已說過,南部並不是北部那樣有蒼鬱的森林,並且漢人來墾的當初,先住民所開拓的也已經進行到相當的程度,因此最初的散居佃寮生活,想來也與純粹原始景象中的情形不同,而是比較容易過的。

﹝7﹞農業經營與村落的居住形式

北部的散村,一方面也可說是因著隨處可以得到水而產生的,而在得水自由的地方,其農業則最宜開拓水田。南部則與它相反,因為得水不便,耕地就以旱田為主,因此就農業經營上說,北部的就自然形成集約的,而南部就自然形成粗放的。若是集約的經營,則對於耕地的照料方法就得比粗放的仔細,因此無論就那一點說,都是住在自己耕地附近比較便利,是以散村居住形式就頗方便。然而粗放的經營,照料耕地既不需那麼煩繁,因此大家離自己的耕地稍稍遠一點,也沒有多大的不便。這大概就是何以南部的集村一直自然地保持到今天的原因。我認為這與居住形式的成因雖無多大關係,但在居住形式的保持上卻是有意義的。南部的麻豆,一方面是一個大型的集村,同時每戶人家屋邊都還有園地,從事著集約的經營而栽培著文旦,因此麻豆也許可以稱之為散村的密集體。佳里也是一樣,據說這些地方的土質肥沃,因此農業經營上宜於採取散集兩兼的居住形式。

﹝四﹞村落的居住形式與防衛設備

滿清時代的臺灣,其社會環境上最最顯著的事實,可說是治安極其不良的狀態。所謂「三年小亂,五年大叛」,較之當時中國本土尤其不安靖。除了人民與先住民之間的傾軋之外,還有政治性的叛亂、類似械鬥的異鄉異黨之間的鬥爭,以至土匪蠹起與頻仍的竊賊盜犯,所謂幾無一日之安,乃是當時人們所常嘆說的。當然這該是人們統觀全島的情形而發生的嘆語;既是處在這樣的狀態,那麼居住在村落中,防衛就成為極其重要的事了。從防衛這一點來試想村落的居住形式吧。集村和散村含有什麼意思?就著南部所普遍存在的集村這一點來說,在共同防衛上,不待說是非常有利的居住形式;然則北部的散村,在這一點上,就頗無戒備了。所謂治安不良,不僅是南部,北部也是同樣。在共同防衛這一點說來,是無戒備的散村,也自有其相當的防衛設施,因此我們就不能直接認為:治安狀態使村落的居住形式產生差異。

集村的防衛設施,最普通的乃是圍繞全村的刺竹叢與鞏固部落出入口的隘門。日據時代一度為了防瘧,竹林曾被一概取消;那些完全陰蔽在竹叢下的部落,浮島似地星散在平野各處,這是臺灣地方一個非常特有的居住景象。在對岸中國大陸,我們不大看得到竹林做屏圍的,這大概是漢人移住臺灣以後才開始有的辦法,大概是模仿了上述平埔族部落所利用的方法。這種竹林生長得很密,能夠抵禦舊式的槍彈,因此除了防禦風雨之外,的確還有防衛的意義。早幾年松山﹝臺北郊外﹞發生爆炸的時候,在緩和爆炸力的作用上充分發生了效果,即可為之證實。當初的隘門,留存到今日的已經很少,從前卻是到處都有,夜間關閉起來,守夜的壯丁用口令准許行人從下邊的狗門通行。望樓現今也已沒有,從前是到處都有而藉以守望的。還有那些寺廟,村民常去神佛前祈求幸福平安,據說瘟疫流形的時候,則在隘門邊的廟裡裝上線香祁求神佛,為了希望防止病菌的侵入。集村部落內的道路,因為改良村落,現今都已相當整齊,可是因為過去的住宅配列得亂七八糟,所以道路還是迂迴曲折,都是一些可以令人迷路的窄路,外來者一旦踏進這村落,就不容易再出去似地;而這,據說也是在防禦上頗為有效的辦法。

其次來說散村的防衛設施。散村與集村相異,談不到共同防衛,因此人們不求共同防衛而以一棟房子為單位,各戶單獨地有著防衛設施。首先要說的就是圍繞各戶的刺竹叢,在治安較好的地方,祇圍在當風的一面,而靠近山邊的獨家屋,則把全部圍繞起來,幾乎從外面看不見屋子似地密生著竹林,這也是作者從來所常見的情形。這樣不但人攢不進去,我想連鎗彈都穿不過的。當然這也兼有著保護家屋抵禦暴風雨的目的,同時也為著有竹林可供利用。由於長久的習慣,這種竹林同時已在精神上成了家屋與居住者的保護者,甚至會迷信說,如果拆去了,那家人家一定會遭神罰,且會遭災。上文也已說過,為了防瘧,現今這些竹林已全部撤去,可是至少在撤廢的當時,隨處看來都成了一目了然,就難免給住者一種赤身露體似的感覺。其次是家屋的本體。因為貧富之差,其防衛的必要也程度各異,因此其防衛的嚴重與否也就不同了;相當富裕的人家,防衛的極其嚴緊,其防衛的對象乃是匪盜,建築材料主要的是磚。磚是人力不易破壞,且是不會燃燒起來的材料。這就是何以北部的散村部落中大多是全部磚造的耐火建築的原因。因是散村村落,所以這種建築的方式並非用以防類燒和延燒的。雙扇的大門,上著牢固的門閂,臺階上舖著很厚的階石,即使掘了起來,也不容易偷攢進來。也有不少在家宅的四壁,開了許多鎗眼以備射擊的。臺北市東郊一帶的農家,有一所有24個,另一所甚至有40箇鎗眼,開在牆壁的半腰,可以窺探屋外的四周。在臺北盆地,四處可以看到那些單棟的樓房,屋脊的一端開著鎗眼。這是兼作望樓的避難室,據說盜匪來的時候,婦孺們就來此壁難。又據說這些建築的牆壁特別厚,鎗彈不容易穿過,有一個窗戶,可以通到正屋的屋頂上。正屋的頂上也舖著磚築的通路,一方面兼司守望,同時也便於應戰。日據時代以前的小康之家,大半都有這樣的設施。為了防衛,富裕人家常蓄養私兵。

臺灣的北部與南部,村間家屋的大小是不同的。一般地說來北部的住宅都比南部的大,而且據說北部的農家,有錢的比南部的多。這大概是因為原來南部多貧農的集團,北部多大租戶的開墾地,而北部那些最初的佃農,後來變為小租戶而成了地主的緣故,同時也許是因為北部的農業異於南部,是以水稻為主而收益較多的緣故,而還有一點是:為了防衛的目的而一個住宅裡住了好幾戶,因此也就容易被視為大戶人家。看了第一表所列戶數與住宅的關係,我們就可知道,舊臺北州的比例最高,而舊臺中、新竹兩州,一宅數戶的比例也較其他各地方為多。

散村在防衛上不容忽略的,乃是每家人家都為水田所圍著。像北部那樣沒有顯著乾季的地方,即令在禾稻割去之後,水田裡多半仍是沒膝的泥濘,據說這是相當於壕溝或水溝的防禦物。水田之間固然有著畦道,但都是極度狹窄,一跑就會失足跌入泥淖去的。而且那些畦道迂迂曲曲,當你指望著一間農舍循著一條畦道走去的時候,往往是看來覺得就在眼前,卻是不容易繞到那裡。現今大半都已開了道路,如果祇有畦道就恰似一個環壕村落,因為環壕且圍以水田,都可以代替城垣而發揮同樣的效力。

北部的臺灣,在廣大的平野上大半都是散村;而在山麓地帶或者靠近山地的溪谷地帶,則往往有小小的集村。其中也有是為了防衛而從開始就採用了集村形式的。例如臺北州文山郡新店鎮安坑就是。沿著安坑川的溪谷,向著上流順次配列著大坪頂、頂城、下城、公館崙、大茅埔、頭城、二城、三城、四城、五城等等的部落;我曾為那許多城的地名所吸引,而一再地前往調查,才明白了那也是由於求自衛而產生的一些小集村。到後來我更知道:不僅是城名繁多的部落如此,這也是靠山一帶地方的普遍的現象。不過北部與南部不同,因隨處都可散居,所以這種村並不很大,祇是小村那麼的小小集村而已。安坑的自衛性集村的對象,最初當初是先住民高砂族,二城潤濟宮的中興碑銘中載有:「茲我安坑內五張庄當未成庄以前,林密谷暗﹝安坑原係暗谷寫作暗坑─作者註﹞,山面一帶內蕃礬距,風土未純,民屢受困,咸謂不藉神力,不能安居樂業以保境而庇民……」云云的文句,三城的日興宮中,楹聯的一邊寫著;「清祠吾邑驅兇蕃成墾業德感無窮」,都可想見當日高砂族的對抗姿態。雖然開墾有了進展,而先住民的反抗依然沒有止息,例如電朗社的蕃人,雖然頭目歸順後被嚴禁出草,可是依然一再犯禁,殺傷漢族。據說後經頭目與漢族的墾首協議的結果,乃至公館崙與內挖子設立公館,派遣蕃丁20餘名常駐戒嚴,而「蕃害」依然沒有根絕。在頭城南方土名「二叭子」的地方,據說就是因為有28個漢人為「蕃人」殺去,為了安慰28人的亡靈而起的地名。日據後1901年8月15男女15名在公館崙南方一股坡被殺,算是安坑地方最後一次的「蕃害」;從此日政府就開始了「討蕃」事業,同時以隘勇線包圍東方山陵一帶,於是「蕃害」終告滅絕。這些集村的防衛設施,現今已不再存在,據說一般都是以竹林或山垣圍著部落四周,設有隘門和望樓﹝就是鳴鼓告急的鼓樓﹞。三城的保正廖家的大門邊,直到今日還留存著鎗眼,據說從那鎗眼可以一直望到溪水上流的深處以防「蕃害」。還有大坪頂大平宮的牆上,也有鎗眼,不過那並不是對付「蕃人」的設備,乃是漳州幫的安坑住民,為了防新店溪的對岸大坪林的泉州幫住民來攻擊的設備,是對付分類械鬥的設施。

茲再舉一相類似的例子,那就是臺中州東勢郡大甲溪東勢街附近的小集村。那裡有上新、下新、頭社、尾社、蕃社、上城、下城、大茅埔等等的小集村;祇因這裡是大甲溪岸寬廣的斜坡,宜於開闢水田,如今散居的農家漸多,因此這些小集村並不顯著。據說在開墾的當初,漢蕃兩族之間曾經再三地有過劇烈的鬥爭,甚至開墾事業也幾度不得不中途停頓。滿清政府為此特地劃分漢蕃兩族佔據地的境界,不許互相侵犯,現在東勢街對岸之有「土牛」的地名,亦即從那以水溝與土壘所成的防禦線「土牛溝」這一名稱而來。漢族之來這一地帶開墾,是在1796─1850年間,大體是百餘年前的事,其開墾組織,是由多人合資成為一個團體,而以這個團體為墾首的一種大租戶開墾;所招雇的佃農,大半是廣東幫,為自衛起見,使他們每數十戶集居在一個地方。他們所形成的集村,乃在以土牛溝為界上述的各處地方,一部分是漢蕃交代部落。部落的形態,大體上與前面所述集村的形態相同,不過因為是廣東幫的部落,與福建幫的有若干不同。那就是:屋頂的正梁不是翹梁而是直梁;如大茅埔所有圍繞著水溝,稱為環濠村落,可說就是承襲了潮汕一帶村落所見的廣東式部落。1919─20年間附近發生「蕃亂」的時候,曾由附近的住民自己組織隘勇隊出動,大奏鎮壓之功,這一方面顯示了廣東幫氣質的一端,同時也因為隊員們是遭遇「蕃害」的一族,全是由那些懷有宿仇的分子組織起來的。隊長朱阿貴,他的父親也是「蕃害」的犧牲者。東方的山陵地帶,以出雲山為中心,自埋伏坪至白冷,設有警戒線,直到五、六年前還佈著鐵絲網的警察駐在所,也在這警戒線上。總之既然在近山的地方,那麼地成了漢蕃兩族的摩擦面而時起激烈的鬥爭,因此村內的戒備也不能稍有怠忽。

﹝五﹞姓氏上所見的民情

臺灣南部的集村,往往聽說是一村之內,集居著許多同姓的人家。常聽人說某村劉姓多,某村陳姓多。因此我就想像所謂集村,大概並非雜雜碎碎許多人家的集合體,乃是由一些相互之間有親密的親屬關係人家所集合成的。我想臺灣的村落,一定有許多是由多數的同姓者,或由多數有血統關係者所集合的血緣部落﹝德國人所謂Sippendrof﹞。同時我還想,散村方面大概是不大有集村似的同姓人家和有親戚關係的人家,而祇是一些毫無關係的人家雜湊聯系著而已。據我揣想:集村方面不但是家宅密集,而且居住著由親屬或親戚關係聯系著,因此其團結力非常強;而散村方面的團結力則大概是薄弱的。

臺灣民間,有著同姓即同宗的觀念,同姓不通婚的風氣很盛;因此我認為所謂姓氏,乃是實踐同宗不通婚這一事實的重要因素;於是從總督府臨時國勢調查部得了許可,先從1930年國勢調查所得的結果,將各個村落中姓氏的比例作一調查。我以戶長的姓氏代表一戶人家的姓氏,將南部的集村與北部的散村作一調查。為比較起見,對於鎮與市也曾作若干調查,在全島住民約計80萬的戶長之中,曾調查了三萬一千之譜。調查的結果,卻是意外地與預料相反,原來在集村部落裡,並不一定是同姓很多,而散村方面,一經大略地統計,不料倒是同姓的很多,情形簡直是與集村方面差不多。茲將調查的結果以第二表、第三表之﹝1﹞與﹝2﹞表示於後:

看了第二表所示南部集村的情形,例如北港郡四湖庄林厝寮的林姓327戶中佔76.5%,斗六郡古坑庄高厝林子頭的高姓所佔的49.6%,曾文郡麻豆街謝厝寮的謝姓所佔的48.6%,新化郡安定庄胡厝寮的胡姓所佔的46.8%,都是村名上冠著姓氏的冠姓村莊,而所冠的姓氏,確實佔著壓倒的多數,堪稱為同姓部落。然而也有像安定庄蘇厝的蘇姓,卻是次於王姓梁姓而位居第三,僅佔全戶數的12%,甚至還有比這更不如的冠姓村莊。北門郡西港庄的劉厝,也是冠姓村莊,可是劉姓的戶數,卻是次於郭姓的48.1%,而是31.1%。而從門牌方面看來,從70番地到300番地,全部門牌都是郭姓,而600番地至800番地則都是劉姓,因此劉厝可說是郭姓與劉姓兩個同姓部落所合成的村落。

冠姓村莊以外的村落中最多姓所佔的比率,大半是從40─50%至20─30%的光景;可是新營郡柳營庄的果毅後,最多的張姓卻不過佔全戶的10.9%,這大概是因為那堛v安原不良好,日據以後才陸續有各種姓氏的人家入住的緣故。

再看第三表﹝1﹞﹝2﹞中北部的散村,其最多姓所佔的比率,也是多則50─60%,少則20─30%,有時也祇有10%。這情形與南部的集村相比,並不能使人承認北部的散村中最多姓的比率特別少。張達京所開墾的大雅庄,張姓很多,那就是表明散村裡也可能有同姓村落。 第四表是北部集村的情形;北部除了散村以外,在高原或是山麓地帶,也有少數的集村,情形也和南部的情形一般。

第四表所列的冠姓村莊裡,張厝的張姓佔全戶數的43.9%,黃厝佔全戶數的20.1%,都是村中的最多姓;而其他兩處吳厝的吳姓,其姓數卻是全村各姓中的第三位與第五位,而許厝寮的許,非但是第五位,連第十位也算不上,僅祇一戶的小數而已。

臺灣民間,流傳著「陳、林、李、蔡天下占一半」,或是「陳、林、李、蔡半天下」的俗語。意思就是陳、林、李、蔡四姓,佔著臺灣全人口的一半,至少也就表示誰都知道陳、林等姓之多。然而一個個的村落逐一看去,卻並一定是這四姓居多。看了第2─4表也可明白,偶然也有不大聽到過的稀有的姓氏,卻成了村中最多的一姓。但若把範圍擴大一點平均地來看,則依然是陳、林等姓佔著優勢,因此上述的俗語依然表明了全般的姓氏所分布的平均狀態。然而這還祇是鄉村間的情形,至於街鎮上的商業街市或者大都市的一部分,我們若將其姓名的分佈情形加以調查,就可發現其異於鄉村間的狀態。

第五表是構成市街地區的商業街市方面的調查結果;在我所調查的範圍內,最多姓的比率都沒有超過30%。例如大林的簡姓與新營的沈姓,是比較難得的最多姓,而其他各處,都是陳、林、李、蔡佔優勢,統計起來是順著陳、林、蔡、李的次序。至於大都市方面,如第六表所列,除了臺北市龍山町123町目的黃與臺南市港町的郭,都是陳、林二姓居首位,而這兩個例外的地區,第二、三位依然順著陳、林的次序,統計起來則順著陳、林、黃、張、王的次序。

統計以上所調查的31,003個戶長的姓氏,共有193個不同的姓,而各姓的比率,陳為12.0%,林是11.5%,張6.1%,王5.6%,李4.7%,吳4.0%,蔡3.5%,劉3.2%,郭3.1%,與陳、林的比率相較,李、蔡的比率則稍遜色,然而如果更擴大調查的範圍,也許是順著陳、林、李、蔡的次序也未可知。所謂「陳、林、李、蔡半天下」的俗語,究竟曾否根據正確的統計性的調查,我們雖不知道,然而這也許是根據我們東方人獨特的估計方法而如此表示也難說。日本也有同樣的情形,其東北地方一帶的俚諺中有著:「佐藤、齋藤狗的屎,鈴木、高橋來踩它」一句比較粗俗的俚言,雖然並沒有統計的根據,可是這四姓之多卻是事實。因此我們也可以說,至少「陳、林、李、蔡」這句話是表示了臺灣民間全體姓氏的平均狀態。

若從商業街道著手,然後進一步到鎮,再以至於大都市,我們若將其中比較狹小範圍內的姓氏分布情形加以調查,則往往發現也有陳、林兩姓佔優勢;即從這些市街地區的一角,也顯示了姓氏上的平均狀態,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是表示其中居民的流動性很大。而村落方面,則因為常是某一姓的居民以祖祠之類為中心而世世代代與土地永相聯結,往往希奇古怪普通不常見的姓佔著最多數;這也就是說,村落中的居民,其流動性較小,而由姓氏上所見村民的組織,至少因為有血統的關係,其親密的程度超過都市中的鄰舍。這一種親密的精神,不拘村落的形態如何,集村散村都沒有大的差別。而這情形,無論從經濟的觀點或從社會的觀點上說,都極有利於共同防衛這一點。在都市中,左右鄰居都不大來往,甚至毫不相識;都市的居民流動性較大,相互之間既不能長久往來,因此其親密的程度也遠不及鄉村中的人們。然而村民所有的這種親密精神,同時卻容易連帶發生一種排外的傾向。過去的分類械鬥,往往因此釀成。分類械鬥不一定限於村落間,也有不少是發生在市鎮上的。市鎮上往往因為出身地的不同,例如漳州人、潮州人、泉州人等等,各有各的居住區域,因此而釀成械鬥的氣氛。在村落中,集村比散村更富團結心,而一方面排外性也比較強,我想這的確是居住的形態所影響的。南部的集村中,據說外來者很不容易插足進去,往往不得不忍受種種不便,而在部落外邊過著孤單的生活。這種情形,近年來大概已不大有了。

﹝六﹞結論

關於臺灣的村落,還有幾乎是數不盡的事物應該述說。有村落的發展及其移動的問題,也有該從經濟的和社會的立場來檢討的問題,而對村落作生態學方面的研究,也是一大題目。那就是:村落中的一日,村落中的一年,村民一日生活的實際,以及年中例行的事項等等。這些是民俗學方面的問題,同時因為包涵著地域性的意義,因此也可說是地理學方面的研究對象,作者的調查工作尚未進到那些範圍,而篇幅也屬有限,因此祇得就此結束。

三、 臺灣的鎮

﹝一﹞ 臺灣鎮的本質

臺灣的鎮,原來帶著相當濃厚的中國風味,大多數的市鎮,在日據時代以前已形成;這些中國式的鎮,日據以後已逐漸改觀而近乎日本的模式。然因地處日本本圖以南的熱帶圈內,且位置接近中國大陸,同時民間的習俗也不相同,因此與日本的鎮﹝所謂「町」﹞之間,依然有著顯著的差異。根據臺灣都市計劃的法令,臺灣的鎮最近在積極改建,因此它的一種形態也將愈益被確定;當此臺灣的鎮正值改觀的過渡時期,不能不說乃是對它作調查研究的大好機會。因此作者在數年前得到日本學術振興會的補助,並在「總督府」國土局都市劃計科以及各地「官憲」的支持之下,來從事臺灣鎮的調查工作。調查的結果,現今還不過完成預定計劃中的一半,全部完成還得需要相當的年月,好在一般的鎮都大同小異,似乎並沒有什麼特異的鎮,因此且先將業經調查所得堪稱臺灣鎮之特色的各點,隨便試著寫一點下來。

這裡所說的臺灣的鎮,即小型的都市,就是所謂Local town,係對大都市City而言。從行政區域來說,鎮大體相當於市、街、庄三者之間「街」的市街地帶。固然在行政上,「街」的區域內也廣含著農村,而本文卻祇以其中心市街地帶為對象,而稱之為臺灣的鎮。

所謂鎮,不僅說其市道的規模比「市」的小,而且其市街的構成情形也往往與「市」有所不同。臺灣的鎮,可說是大部分是鄉村都市,它的成立與附近的鄉村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是它的一個特質。例如:附近的農村如果豐收,那一鎮的市面就顯得有生氣,一遇到荒歉,鎮內也就死沉沉地,可說是和附近的農村有著生死與共的關係。然而像臺北市那樣的大都市,附近的農村即使毫無出產,也不會直接影響到市內的實業和市面。這就表明臺北市並沒有直接依存於附近的農村。

鎮上的商店,大部分是以附近鄉村中人為對象的零售商或手工業者;而大都市裡,卻有著許多不僅以附近鄉村中人為對象,卻是廣佈商業綱於全島而從事交易的大商店。由行政機關來看,大都市裡有著高級的機關,其管轄的範圍較大;由學校方面來看,市和鎮的情形也有不同,國民學校祇限於附近的兒童,中等學校和職業學校則擴展通學的範圍至稍稍遠一點的地區,而專科學校和大學,則外地來的學生比住在學校附近的還多,非但是全島性的,甚至也收容著從日本來的學生;大都市內有高級的學校,而鎮上卻祇有低級的學校。至於其他金融機關,也是總店設在市內,支店或辦事處設在鎮上;鎮上的機關,其機能與範圍,一般地都比市內的小。例如港口鎮吧,乃是近海航行船舶所碇泊的地方性的港口,其與通航各國的大輪船所碇泊者,在機能與範圍上相差很多;漁港也有近海漁業的港口與充當遠洋漁業根據地的漁港,其範圍的大小也有很大的差別。工業鎮亦然;其原料的來源,出品的銷路以及勞力的供給,都仰賴於附近的地方;工業市則不然,二者所依存的範圍,也有廣狹之別;如果是鎮,則大抵所依存的範圍狹仄,大半依存於附近一帶的地方。

都市的大小,與維持那都市的依存圈之大小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一方面可藉都市的規模,人口的多少以及行政費的大小等等以區別都市的程度,同時維持這都市的依存圈之範圍也會反映都市的大小,因此就有調查那些依存圈的必要,而這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例如要調查一個市鎮的交易範圍即所謂商業圈,就需要非常煩瑣的手續;關於臺灣鎮的這些方面的調查工作,作者簡直可說尚未著手。好在臺灣鎮各種機構的機能及其活動的範圍,大半都很狹小,僅祇局限於附近的鄉村而已。僅祇製糖業一項不同,其所出產的砂糖供應著島上及島外的需要,而其原料甘蔗的出產,卻仰賴於附近的農村。如果沒有甘蔗出產,則製糖業就全然無法著手、因此也可稱為鄉村依存工業;可是另一方面,雖然有了甘蔗,如果所製成的砂糖,其銷路被限制在臺灣一地,那麼偌大的製糖方面就無從產生,祇好落到從前舊式糖坊的光景去了;因此臺灣的製糖工業,我想姑且稱之為半鄉村的工業吧!臺灣鎮的工業機能,大部分是生產一些村民們所需要的農具、傢具、日用雜貨以及食品﹝如花生油、醬油、豆油、麵類﹞等等的手工業,原料與出品都依存於附近的鄉村,因此其生產的規模也小。

由此可知臺灣鎮的本質,大體上可說是依存於附近的農村,且藉其維持的鄉村都市。

鎮的本質,乃是依存於附近的鄉村;而它的依存方式,也有其特色。其依存的方式是直接的。例如商店吧,鎮上的商店,大部分都以附近的村民為直接顧客而加以招徠。固然鎮內的居民也是顧客,可是比較起來,鄉村裡的人們更是其顧客中的主體,而這就是它的特色。然而大都市呢?除了以市民為主要顧客的商店外,都不大注意門市的買賣;大半商店是由通訊定貨或經由運送機構與外地作著交易。也就是說;大部分並非直接而是間接地依存於顧客的。其行政機關,大半是不大與一般人民有直接交涉如「總督府」之類的高級機關,銀行也大半是不以櫃臺上的交涉為主要業務的總行。

由此可知鄉村都市之依存於鄉村,並非間接而是直接的。因此在鄉村都市中,往往能反映出附近鄉村的特色,而在地方色彩濃厚的地方,那相當於鄉村都市的鎮,比大都市的「市」更可作地理學方面有趣味的研究對象。因為大的都市,一方面其依存的範圍很廣,但同時那都市本身是一個獨立性的經濟單位,能夠有單以市內居民為主顧的商業。而鄉村都市中,居民的人數不多,商業不能專賴市內居民以維持。鄉村都市的商業,都非以四鄉的居民為主要對象不可,市內的人們對其商業反而無足輕重,恰如在大都市中,四鄉的居民對大都市內的商業無足輕重一般。

大都市的商店,因為主要地以都會中人為顧客,因此多漂亮的店舖;而鄉村都市則以村民為對象,因此商店多少帶著土氣,這就是何以前面說鄉村都市往往顯示地方色彩的緣故。

﹝二﹞ 臺灣鎮的起源與變遷

臺灣的鎮,原來稱為某某街某某街,其形成的時代,大概在1662─1795年之間,南部的鎮,一般地較北部古老,是由日據前的中國鎮逐漸發展變遷而成。至於日據以後新產生的鎮,西部有竹南與虎尾。竹南原名角店庄,因著1902年縱貫鐵路築成後設站而形成;虎尾則是1910年日糖公司設置五間厝工廠時,在毗接互間厝的耕地上新建起來的。臺灣東部的鎮,則不待說都是新建的。

如頭分、清水﹝牛篤頭街﹞、旗山﹝原名蕃薯寮街或太平街﹞等處,固然早先就有市鎮,可是原先的通衢要道,如今卻已成了冷清的小街,今日的主要街路,都是日據後所新建。也有一些鎮,在日據時代以後,其主要街路上的商業中心已有若干移動,但這些街道至今依然是鎮內的主要街路。

這些舊有的鎮,由於日據後多市的市區改進,路面都經過拓寬,並且築了下水道;尤其是1936年8月份公布了「臺灣都市計劃令」以後,臺灣正在全面地實施鎮的改造,原來的中國風味已漸次消滅。因著路面的拓寬與變更,住宅也同時有改建,所以臺灣的鎮已非昔日的面目。然而因為改建時期的先後,因為改建成的鎮,也有新舊之別,就是說:日據初期年代所改建而保留下來的,就是所謂「明治型」的鎮,日據中期年代改建的﹝大半是初期曾經改建而中期重新加以修改的﹞,就是所謂「大正型」的鎮,而到了後期,則更有所謂「昭和型」的鎮產生。關於日據以後的變遷,一些著名的都市大半都藉著種種機會留下了地圖、照片和紀錄等等,鄉村都市之類,足供查考的資料卻比較少。在著手改建前攝下鎮容的相片以資記念的,就作者所調查的範圍內,僅祇鹽水街一處。而從照片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鎮從日據當初到今日是曾經多大的變遷。

關於臺灣的鎮,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一一細述。如果是單純的鄉村都市,則首先是當某地進行開墾時,四處產生了點點的農業部落,於是在部落間的適當地位,就產生了商店所形成的小小市街地區,然後逐漸發展,以至於今日的狀態,這是極單純的一種典型;這種單純的鄉村都市,是與附近的鄉村略相平行而發展的,因此看不出顯著的興衰。然而卻不能說臺灣所有的鎮,其變遷都是這樣的簡單的。其中曾經有過最顯著變遷的,乃是港口鎮與近年突飛猛進發展著的工業鎮。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臺灣最初就有許多港口鎮;而這些港口鎮,可說是臺灣鎮的起源。臺灣的西部海岸,有著許多海港,這些海港大半包括著河口,而溯著河流上去,又有許多河港。現今的貿易港,幾乎僅祇基隆與高雄兩處;其他祇有通航日本的東部的花蓮港,稍稍比較著名。最早的時候,臺灣的商船幾乎都是往來於中國之間的大帆船,因此海岸的碼頭祇要簡簡單單就行;同時因為島上土地開闢得還不多,陸上交通比較不便,而河川之間,舟行倒很便利,人們自然就多利用河川之間的交通。於是那些海港以及能以舟筏與之連絡的河港,就首先發達而成為鎮。這種趨勢,曾以相當速度一直賡續到日據以後,若按1902年貿易額﹝1,000日圓的單位﹞的多寡而依次列出港名,則有淡水﹝15,303﹞、安平﹝2,965﹞、梧棲﹝1,424﹞、基隆﹝1,415﹞、鹿港﹝1,106﹞、高雄﹝458﹞、舊港﹝267﹞、下湖口﹝198﹞、馬公﹝184﹞、東港﹝181﹞、後龍﹝166﹞、東石﹝152﹞等等許多貿易海港。因此也有了許多與之連絡的河港。到了後來,除了基隆、高雄、安平、淡水之外,卻祇有後龍、鹿港、東石、馬公等地,作為特別開港場面而維持到目前。在日據以前,除了上述的之外,著名的海港還有大甲的外港大安港、虎尾郡的海口,以及東石郡的布袋港等等。海港一衰落,就失去了對海的作,因此那一個鎮也就隨著衰落;而河港這方面,即令河港衰落了,卻會因著農村的發達或陸路交通的開闢,雖然一時衰退,卻往往又以鄉村都市的姿態更生起來。海港的鎮,因為祇有半面控制著陸地,沿海岸的地帶,陸上交通並不發達,而海濱地帶,東北方的季節風既很強烈,因著飛砂與海水的沖擊,鹽分地帶很多,因此農業不振,闢為鹽場與魚塘,在業已失去海港機能的今日,實難挽救市鎮的頹勢。所以除了偏入臺南市的安平以外,原是海港而今日仍然沒有衰落的鎮,僅祇淡水、梧棲、鹿港、東港四處而已。然而原是河港的地方,卻有汐止、板橋、新莊、大溪、中港、北港、朴子、鹽水、麻豆等等,雖已失去河港的機能,卻都有著鄉村都市的前途。

今就河港的變遷舉二、三例在下面。首先說淡水河沿岸的大溪。大溪自1795年起,曾藉河船連絡三峽﹝三角湧﹞、新莊﹝新庄﹞、板橋﹝枋橋﹞、艋舺、大稻埕以及淡水等處,並經由這些地方與對岸中國本土通商。但是航海的大型帆船,大抵祇到新莊為止,然後用載重1,000─2,000斤的河船由新莊來往於這些河港之間,每天有200─300艘河船通行,據說在1862─1894年間曾是繁榮到了極點。並稱林本源﹝商號﹞的創業始祖林欽差,曾經興建偌大的邸宅,而以大邸宅為中心,建築商業街市,儼然有封建時代的城主之概。後來因為「蕃害」頻仍,乃移居板橋,迄今猶存;而大溪的大邸宅,1932─33年的時候還可看到,現今則已拆毀,成了國民學校的運動場。那些河船也曾於1886─87年間達到最高峰而漸次衰落,1910年還有相當數量往來,而今已很少見,而大溪作為一個河港的機能,業已喪失殆盡。河港時代築在碼頭上邊的主要街路,現今雖仍稱為下街,雖然仍是一條商業街道,然而已變得非常冷清;而與它直交、直達南端的上街,卻新起了商業街市,商業中心已移到了這裡。雖說是冷清,可是下街很多老店,林立著意味深長極有特色的高級店舖。

新莊鎮的範圍,原先一直達到現今淡水河河身的半中央;它是直接以大帆船﹝載重700─800石的﹞與對岸中國本土通商的代表性的河港。但因每逢水災河身都有變動,鎮境屢被削蝕,船隻的航線乃由新莊退到了艋舺與大稻埕,而現在的新莊鎮,已完全成了背河之陣,甚至已經沒有可以貫通河岸的道路。如今一方面是鄉村都市,同時也是臺北市的一個衛星都市﹝Satellite town﹞,因與臺北市交通的便利以及市內生活費的低廉,居民們有的從事著銷往臺北市的小規模工藝品的生產,也有從事家庭工業式的製飴業,而將其出品行銷全島的,也曾經一時嘗試過從事過從事製帽業,可以說正在由單純的鄉村都市轉變為小工業都市。

其次來說竹南的中港。中港經由中港溪的支流,藉著大帆船或普通河船直接、間接地與對岸中國本土通著商業。據說當時中港溪沿岸的塭子頭曾設有稅關,有的商船由此溯支流而上,在中港鎮的西南端的番社前裝卸貨物;也有些大帆船由塭子頭上溯中港溪約一公里而停泊在港子墘,而再用河船或竹筏由此上溯至今鹽館前裝卸的。因為位置在北部的淡水與南部的鹿港的中央,所以稱之為中港。自1795─1874年前,港上的繁榮達到了最高峰,據說港鎮的附屬體媽祖廟的慈祐宮,曾與1815年初次建立在南門外的鹽館前,至1826年因閩粵兩省移民的械鬥而焚燬,1838年又再建在鎮中現今的地址。廟內「與天同功」的扁額,據說是岑巡撫因感神靈的不可思議,特求得光緒皇帝的御璽而於1882年獻上的。那裡也有城門城牆,建造的年代也許在1821─1850年間分類械鬥以後。作為一個港口鎮,其設施似乎也算得上漂亮,可是到了1875年代以後,由於河床的淤積,航行漸漸困難,終於失去了港口的機能。日據以後,一時曾在中港設置支廳,後來卻改設到頭分,代替船運的陸上交通大道縱貫道路,也不經中港而經由東面的頭分;而縱貫鐵道,則經過現今竹南的三角店庄而在那裡設站;就是說中港已為所有的交通路線所放棄。商店也因此絡續遷移,以致市面變得冷清,加之1935年又為地震所毀,現今雖然有了依據都市計劃令而築成的格子型的街路,然而商業的街道僅祇自南至北的一條,祇是一個極端地方性的鄉村都市而已。過去也曾彷彿為欲挽救市鎮的頹風似的,曾大事經營過金銀紙箔的手工業;而這也因廟宇的被拆毀和不准製造,就有的改行,有的停止了,這實足顯出了往年繁榮的港口鎮窮途末路的悲哀。而反之,在中港之東二公里的竹南,卻因成了交通上的要道而一直發展著,說不定不久二者會合而為一,而竹南鎮的發展性,也正因此而成了問題。因為直到現在為止,竹南還不過是一個鄉村都市,附近的農村,已經發展到臨近飽和點,按照現狀說來,不得不有待工業機能的添增。因此南庄煤炭坑的開發乃是一個轉機,而同時還必須建築商港以開拓海運,那麼,中港也許又可以作為一個港口鎮而復興起來。

其次的例是鹽水港。這個河港是利用急水溪的主流和支流而成;主流現今已移動到鹽水之南好遠的地方,支流則依然是昔日的舊樣,今已利用為嘉南大圳的排水路。急水溪的支流很多曲折,形成所謂曲流﹝或作蛇曲﹞的形態,鹽水的鎮就在這曲流的懷抱中;曲流自鎮西繞向鎮南,然後再到鎮東。鹽水港之所以有「月港」和「月津」的別名,自因河流具有月芽形的緣故。現在這河流幾乎已成月芽形的河跡湖,亦即所謂Ox-bow lake﹝牛角湖﹞。據說從前,這裡常藉大帆船與對岸中國本土從事貿易。後來因為河床漸次淤積,大帆船漸漸不便航行,於是改在安平或布袋等處,換裝河船而溯航過來。按照現在的狀態看來,很像當時曾經利用流近鎮北的八掌溪通航,其實不然。1736年的時候,鹽水港也很發達,1821─1850年間,鎮的四周曾繞以城牆,設有東西南北四門,到了1875─1894年代間,漸漸因為河床淤積而船運困難起來,雖然屢經疏濬,但終於無法克制自然的力量,以致失去了河港的機能。加之後來瘟疫流行,每年又四、五百人染病死去,尤其是1891年的七、八月間,猖獗到了極點,兩個月中竟是四者盈千,這也是鹽水鎮衰落的另一個原因。在鎮南的橋邊,如今我們可以看到一方「舊蹟鹽水港」的石碑,原來這一帶是往時河港的中心;橋的西北首河岸一帶,現今已成一片田野,據說當時卻名為藏興行街,林立著進出口的行號而曾盛極一時。接連著藏興行街的橋南街和草店尾街,也是港鎮中心的一部分,當時是商業都市,如今卻不過是鎮稍的僻巷而已。失去了河港的機能以後,鹽水祇是一個鄉村都市而已;而河道既歸無用,鎮的中心也就由這橋經由媽祖宮街、中街,而移至伽藍廟街,將中心點移到了與伽藍廟街構成丁字型的兩條相連的直行街道﹝東名米市仔、西名布街﹞的交叉點。如果說媽祖廟是河港時代的中心,那麼我們就可以伽藍廟﹝今已拆除,僅有一方扁額存留在理髮店的樓上﹞乃是今日鄉村都市的鹽水的中心。鹽水港製糖公司的總公司和工廠,都在鹽水之東四公里的新營,新營以製糖業為基礎,興起了酒精與蔗粕等工業,成為一個新興的工業都市,近年來有了顯著的發展,在經濟方面壓倒了鹽水;鹽水這一方面,則因業已完成市區的改正與商業街市的改建,它已形成一個堂皇的所謂「昭和型」市鎮。新營方面則原來興起較遲,又因資材的關係,尚未著手商店的改建,因此它的商業街市的外形,遠不如鹽水鎮的美觀。而且,鹽水多老店,自有一種古老中發出來的老成氣概,因此我覺得鹽水更能發揮一個鄉村都市中應有的機能。同時我也覺得:工業機構方面,其依存於鄉村都市中商業街市的成分比較少。

北港原來稱為笨港,曾藉大帆船經由北港溪與對岸中國本土直接從事貿易,在1662年以後即已成為河港的鎮。1684年興建的媽祖廟,即今朝天宮的前身,號稱北港媽祖,朝拜之多為全島第一。後因1750年的大小災,河道發生變遷,新成的河道將市街切斷,分成北笨港與南笨港。南笨港依然保持了貿易港的機能,有很多進出口商集合在此;北笨港卻失去了河港的機能,祇成了港西二公里村庄樹子腳的一個船埠,一時曾有河船經由北港溪的下流所分歧的一個小支流而出入其間。北笨港後來改稱北港。南笨港後來也隨著北港溪的淤積而漸次衰落下來,現在祇成了一個小小的、名為舊南港的農村,連河港鎮的影子都沒有留下一個。北港失去了河港的機能之後,祇成了一個以附近農村為背景的鄉村都市,可是朝天宮依然吸引著全島人民的信仰,曾有一時,每年有20~30萬的進香客去朝拜,祇有那作為一個宗教都市的機能,沒有衰頹。如今那裡又有了製糖工廠,添上了工業的機能,因此北港之在舊臺南州下,是一個僅祇次於臺灣嘉義的都市,將來可能有希望昇格為市。

朴子就什原來的樸子腳,它能藉竹筏由西方的海港東石港上溯牛稠溪﹝朴子溪﹞而集散物資,是一個有異於其他鄉村都市而與中國本土以直接交通的河港鎮。當年的河道,遠在現今的朴子溪之南,位置在朴子溪與朴子北端的一個村庄內厝之間,那一帶如今依然是一片名為溪仔底的窪地,也有地方是沼澤,明顯地看得出來的河道。現今的主要街路,與這舊河道相平行,在它之南,東西向地展開著,而與這主要街路的東端接成丁字形之南北巷的蔘街,據說是早先通到船埠的主要街路,曾經林立著各種商店。媽祖廟靠近東西聯絡道路的東端,自從失去河港鎮的機能單祇成為鄉村都市以後,那以河床的狹長地帶為背景的東西聯絡道路就變成了主要街路,商業中心也漸次自媽祖廟向西移去。

此外例如麻豆,其鎮東的水崛頭,據說從前也是一個船埠。臺灣的市鎮,很多是這個情形:有著河港的起源;而這些市鎮,卻毫無例外地,今日已失去了河港的機能而衰落下去,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當時土地尚未完全開墾,陸上的交通不便,勢非利用船運不可;因此河港的衰退和水上交通力的喪失,我以為其原因不在乎後來陸上交通的發達或是不能利用大船以溯航內河,而事實上,其直接的原因乃是在于河床淤積;而且不能通航的時期,大抵都在進入1875年以後,因此我想這也許是因為農業開拓進展到相當程度,人們漸次開闢到山地而摧殘了山林,因此洪水頻發,以致河道變遷,河床淤積,致使河川的可航性就急遽地減退了下去。常言道山林的荒廢乃是亡國之因;至少臺灣的情形,可以說山林的荒廢使河川喪失了可航性,並使許多河港都市衰落了下去。尤其當陸上交通不便的時代,正該極度利用水上的交通,河港的重要性簡直可以試同今日鐵路上的車路;而能以船舶直接與對岸中國本土往來貿易,這一點,較之今日縱貫鐵道上的一些車站更為重要;這些河港的鎮,較之今日純粹的鄉村都市,無論在經濟方面,或在文化方面,曾具備著較為遠大的發展條件。

其他純粹鄉村都市的鎮,都與所依存的附近農村略相平行地逐漸健實地發展著,並沒有河港鎮所經歷那種顯著的盛衰變遷。

﹝三﹞ 臺灣鎮的形態

今日臺灣的鎮,無論其起源與變遷如何,大半都是鄉村都市。鄉村都市都直接依存於附近的農村,因此其形態也勢必與附近的農村相適應。如果就平面的形態來看,則臺灣的鎮有一個特徵,那就是:沿著通往附近農村去的絡聯道路形成主要的商業街市,因此多半是狹長形的鎮。即是德國稱為Strassendrof﹝街村﹞的一種形態。像西螺那樣的鎮,東西延續竟達一、二公里之長。不過鎮的發展,並不都像街村型細長一條街的鎮街那麼地一直延長,街市達到了某種長度,就會沿著另一條與它相交的聯絡道路分出岔路,形成Y型或十字型的市鎮。隨著鎮的發展,逐漸就有行政的、文化的以及社會的諸種設施加添上去,此種機構都與鎮的本體有著深切的關係,因此都離開了鄉村間的聯絡道路另設他處,於是逐漸就形成了格子型的街衢;這就是臺灣一般的鎮所循的發展順序。

依據都市計劃而設計的市鎮街路,大半都採用著以長方形或正方形為單位的格子型;鄉村都市則往往連接鄉村聯絡道路的街路上形成主要的商業都市。凡是不顧這聯絡道路而設計的商業街市,結果總要失敗。原因是鄉村中的人,在那一直線的街路上奔走著處理他們的事務比較方便,而在格子型的市鎮裡轉灣抹角卻很不便,而且在商人方面,為欲爭取鄉村的顧客,他們的店舖也都以開設在鄉村聯絡道路上為得計。然而如果鎮的規模大到可能有格子型街路的話,那就不僅是以鄉村中人為對象的商業,同時也會產生以本鎮居民為主顧的商業;本鎮的居民既對鎮上的情形非常熟悉,因此那些以他們為對象的商店就不必開設在連接鄉村聯絡道路的大街上,即開在內街或橫街口也會有同樣的生意。

並非自然發生的鄉村都市,而最初就是工業都市的市鎮,當它按照計劃建設的時候,就不會是連接鄉村聯絡道路的街村型,而是與此毫無關係的格子型。虎尾的舊市街即是一例,那是專以糖業公司的員工為主顧的商市街;後來附近的農村日漸發達,添上了鄉村都市的機能,於是在原來的商業街市與鄉村聯絡道路之間,就有新的街市發展起來。舊市街方面,不僅都是住宅區似的比較狹仄的街道,並且北面是鎮公所的基地,西南方的街道,又為鐵路中途切斷,與鄉村間的交通相當的不便,商業不大興旺。竹南原來也建設了格子型的街路,可是除了那一條相當於鄉村聯絡道路的街道發達為商業街市以外,大半都是住宅街。

大部分由中國時代自然發生而發達起來的臺灣市鎮,其主要的街路幾乎是無一例外地彎曲成一個拉長了的S字型,這可說是一個特徵。雖然日據後因著多次的市區改正,一方面將道路拓寬,同時也將它們修改得近乎直線,但總還不能將原來的彎曲度完全改過來。街路之所以會彎曲,有的固然是由於地形上的限制,但是其他的呢?究竟是故意彎曲的,抑或是自然彎曲的呢?鄉村間的道路,大半都是由Fussphad即所謂足跡道路發達而成的;所謂自然彎曲,乃是當人們步行在一片遼闊的草原時,心中雖想筆直走去,但自然而然地,依然會漸漸走成一條曲線,因此我們可以想像:那沿著鄉村聯絡而發達的臺灣市鎮之所以彎曲,豈不就是以此彎曲的足跡道路為基礎的嗎?!然而也有另外一種情形:鎮上如果建廟的話,普通都是特地設在街路的盡頭,而那條街路總有些迂曲。這也許是為了造廟才故意使街路起一點彎曲,或者是因為街路彎曲,人們迷信街路盡頭當著鬼門,為了避邪而造一個廟宇在那裡也未可知。廟宇的位置,可能是為了對付街路彎曲這一缺點而決定的。

現在再從防禦的立場來說說臺灣市鎮形態的特徵。日據時代以前,臺灣的治安不很健全,原因是各都市缺乏防禦設施。都市的防禦設施,首要是城牆和城門;而臺灣的市鎮,設有城牆城門的都是出乎意料之外地少,祇不過佔56鎮中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已。沒有建造城牆城門的鎮,它的防禦設施,據說是因著鎮的形態而各有對策。原來,鄉村都市最早的形態,都是街村型的形態,是一條一直線的長街;街道兩邊的房屋互相緊接著,相鄰的人家共有著一堵牆壁,恰像鴿子籠似的一直連續著,橫街既少,且很狹窄。因為房屋都用磚造,所以我認為這種街村型的鎮,其住宅的配置方式已經兼有著城牆的作用。而且直到今日,在那些古老的市鎮裡,依然看得見那些房屋臨街部分的一邊、背面,以及屋後的屏垣上所設的鎗眼。新莊、土庫﹝土庫是鄉,都難得有著舊式鎮的形態﹞等處,都可以見到這種設備。街路的兩頭都設有隘門,佈置著壯丁,夜間尤其戒備緊嚴;隨著街市的發展,這種隘門就在那一直線的大街上一個一個地往前增設,甚至連橫街裡面都有。在中國本土,我們隨處可以看到望樓和這種隘門。

街村型的鎮,這樣的防衛也許已經夠了;可是一等到發達為十字街道的甚至格子型街道的鎮,祇藉著隘門和家屋上的配備,卻不足以防禦了;於是就建設城垣以圍繞整個市鎮。其中也有圍植竹叢以代替城牆的,而大半都是卵圓石壁或土壁,因為設置東西南北四城門需要相當的費用,所以若不是鎮的規模很大而財富達到了相當程度,就不可能建設城牆城門。也有像大甲那樣的鎮,因為有了負責地方行政和軍事機關巡檢衙門,為顯揚官都的威容而著手築城的。例如港口的鎮,因是財富積聚之地,為恐海賊的襲擊,大抵都曾築城;其他常有「蕃害」之憂的山邊市鎮,築城的也多。

其次是臺灣市鎮商業街市的樣式。因著市區改正和都市計劃,一方面拓寬並修改街道,同時也一齊改建了道旁的商店;因此這些商業街市,都看得出某種時代的典型。即是早年實行市區改正經過改建而保持到現在的商業街市,與近年來所改建的,兩者的樣式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大體上可以區別為「明治型」、「大正型」、「昭和型」三種形式。所謂「明治型」,乃是日據以後初期產生的商業街市,還帶著濃厚的中國色彩。朴子自1910年前後鼠疫流行,鎮上所有的街道曾為撲滅鼠疫而全部焚燬,事後重建的,大體可說都是「明治型」。旗山除了老街路以外,大部分的街路都是日據初期日人石橋廳長時代所建,也可說是「明治型」的市鎮。臨街有石柱的騎樓,即是那一時代的產物,而成為一個特色。但是到了中期及後期,一部分的店舖又經改建,因此作為商業街市,看起來不大整齊。土庫庄雖不算是鎮,但那裡也有舊式「明治型」的建築;在日據初期,曾因土匪蠹起而遭焚燒,後來重建的,簡直也可以說是中國式的。騎樓頂不與正屋相連,人行道很寬,而街道卻很狹窄,騎樓係由磚砌成。這一條街路,建於1903年,中國色彩很是濃厚。待到日據中期,臺灣的市鎮幾乎已經全部經過一番修改,那時的建築物,今日多數依然存在,大半都是紅磚造成。有那樣建築物的,我們可稱之為「大正型」的鎮。在作者所調查的範圍內,屬「大正型」的有新莊、板橋、汐止、桃園﹝大部分﹞、中壢、大溪、竹南﹝中港屬「昭和型」﹞、東勢、竹山、斗六﹝車站前的一部分街市屬「昭和型」﹞、朴子、新營、善化、佳里、旗山等鎮。後期以後改建的,就稱為「昭和型」,或是鋼滑水泥,或是磚造的外塗水泥;騎樓很寬,顯得很整齊;那些商業街市之富麗堂皇,與大都市的市街相比亦不稍遜色,甚至比日本的市鎮也出色多多。中部大地震以後復興起來的舊新竹、臺中兩州之市鎮如苗栗、中港、頭分、大甲、清水﹝豐原因缺乏建築資材,大半僅將舊時店舖的臨街部分折去若干而未改建﹞、西螺、虎尾﹝新市街﹞、北港、斗南﹝一部分屬「大正型」﹞、鹽水、麻豆等等,都是「昭和型」的鎮。這些地方雖然成了臺灣市鎮的代表者而值得推賞,然而到底還是鄉村都市,大多數的主顧是鄉村中人,因此外觀雖然富麗堂皇,無奈其內容卻依然帶著鄉氣。

﹝四﹞臺灣鎮的機能與生活狀態

因著主要機能的不同,市鎮可分為鄉村都市、工業都市、礦業都市、商港都市、漁港都市以及保養都市等等。臺灣的鎮,大部分是鄉村都市。雖然也有豐原、虎尾、新營等等的工業都市,瑞芳的礦業都市以及北投那樣的保養都市,可是其性質決不純粹,這些市鎮的一部分或者甚至相當多的部分,還有著鄉村都市的機能。

鄉村都市的機能,簡單地說來,乃在乎鄉村所必需的商店之販賣以及工藝品之製造。商業都市中的商店,大部分是零售商,其中以雜貨店最多。雜貨商分食料雜貨、和洋雜貨以及日用雜貨諸種;小的鎮裡,這三種雜貨往往是合營的。佔著商業街市中心部分的,大半都是布店;這些綢布商大都資本雄厚,商品精美而價格貴;並且為了便於顧客的選擇,往往互相連接著開設在顧客稠密的市鎮中心。商店之中,有綢布商那樣屬集中性的,也有像理髮店,則屬散在性。有屬求心性的商店,也有屬遠心性﹝開在鎮邊的﹞的商店。

鄉村都市中除了零售商之外,手工業的機能也佔著重要的地位,有著傢具、農具、食米、搾油、製糖、製鞋裁縫等等各種手工業。其中以的製造而兼零售,但有的則專事製造,所有出品並不零售而祇批發。諸如大甲帽、竹紙,以及中壢的鐮刀等等家庭手工業,都是如此。中壢新街上,幾乎滿街都是鐵舖,而出產的割稻鐮刀,幾乎供應著全島的需用。竹笠和其他的種種竹器,也有很多這樣的生產機構。

再從教養、娛樂等等文化方面來看,則臺灣的一般鄉村都市都非常不完備,其程度也低。書店極少,祇在文具店裡排著少數的月刊雜誌和孩子們看的畫冊。像豐原、虎尾、北港、新營等處另有許多工業機能的市鎮,才有一、二間專業的書店。至於圖書館,鎮立的大祇都是附設在鎮公所的旁邊或是公會堂裡面,卻不大看得到去利用的人。

娛樂方面,每鎮都有一個戲院,但常常演劇或映電影的卻極少,上演日數多到幾乎天天有的,大概祇有羅東、北港、斗六等觸而已。鎮的娛樂機關,首先當推彈子房,任何鎮內都有三、四間,彈子房的普遍,可說是臺灣市鎮的一個特色。還有斗六和虎尾所見的一種於人無益的輪盤賭似的競球場,生意也很興隆,這也是不容忽視的事。這並不需要打彈子那樣的技術,而多半祇以賭博的興味來吸引顧客而已。總之在臺灣的市鎮中,還不能說已經完備了健實的娛樂機關。

臺灣市鎮生活的中心,也可以說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在宗教性的廟宇上。或在鎮中的觸目場所在市鎮邊境,定有幾個廟宇,因著市鎮之大小和財富的程度而定其規模,朝拜者常年不絕,遇到節日則顯得分外熱鬧;這些廟宇,近年來已被除去觀音佛祖之類一切有佛教關係的東西,幾乎全已廢除關鎖,有的利用以開辦幼稚園或日語講習所,也有業已全部拆毀。

至於臺灣市鎮的生活狀態,則因生活狀態與生活機能有著直接的關係,而臺灣的大部分市鎮都是鄉村都市,因此日夜之間,其生態大有大同。日間有許多鄉村中人來往其中,夜間則完全成了放工出來的鎮民們的遊息之所。青年壯年的人們穿著西裝,邀了朋友在街上蹓躂,或者打打彈子。女人們則三五成群地在店前閑談。因為地處常春的亞熱地帶,不若中國、日本之在農業上有一個秋收期,臺灣的四季沒有明顯的區別,因此鄉村都市中,不大有因著季節而起的週期性的熱鬧。市場按月的營業額,也比較平均。過去祇有廟宇的祭典才會突破這種單調。

﹝五﹞ 結論

如上所述,臺灣市鎮的外觀與內容,現今可說是正處在一大轉變中。我以為不僅在臺灣,任何地方對於鄉鎮都市的重要性,非從另一個立場來重新估量不可。人口集中於大都市的傾向,近年來愈來愈大,從所謂人口合理分佈的一點說來,還不是好的傾向。若要糾正此點,則必須擴充鄉村都市的設備。「政府」從來都將主力傾注在大都市的建設上,而往往疏忽了鄉村都市;因此驅使一般人羨慕著大都市的生活,終至放棄了農村而趨向大都市。我以為若能擴充鄉村都市設施,則在鄉村都市就可先制止這種傾向,然後更進一步,那些原先因著附近的鄉村都市而生活上感到不滿的大部分人們,因為得到了滿足,也就不至於放棄農村,而會留在農村裡了;這就可以使人口分佈漸趨合理化。若說要從事農村的文化建設,我們不能憑空在田野中築起電影院來。那也得設在成為設在成為農村中心的鄉村都市,而由附近的農村中來許多人享受利用才得以維持。我以為若要建設農村,也得先以鄉村都市為建設的對象。

臺灣近年來正在高唱工業化;一般工廠向來都集中在大都市的附近,而形成工業區域。可是重要的工業過分集中於同一地帶,不是合宜的事。因此到達了某個程度,我們必須加以制止而使其分散。現今交通機構已普遍完成,大的工業地帶所最感困難的招募勞工問題。若在鄉間,則是輕而易舉的事,勞工們也不必勞於奔走;就是說若在鄉村中經營工廠,就不會像在大的工業區之必須從各地調遣人員,而是非常便利的事。

雖然如此,但是一個擁有數百數千甚至數萬勞工的大工廠,終究不能單獨在遠離人煙的地區來建設一個工業市鎮。人們依然得選擇一個鄉村都市那樣具備著經濟、文化、社會等等設施的地方才行。因此臺灣市鎮的積極建設,實屬必要的措置。如今已經每個市鎮都有了能設工廠的設施。而散在各鄉村間的製糖工廠,更使鄉村都市增加了工業基礎的條件,而對其向上發展有著無限的貢獻。 ﹝1943年10月13日稿﹞﹝粵華譯﹞